编辑回应“《现代汉语词典》在毁掉孩子的创造力”一文
11月13日,腾讯《大家》微信公号推送了一篇名为《<现代汉语词典>在毁掉孩子的创造力》的文章,作者杨早。原文章已被推送者删除,原因不得而知。但是,由于文章标题冲击力太大,此文已被诸多媒体、网站转载,搜索标题仍然可以查找到。小编不再赘述。
此文发出后,小帮手将其分享至朋友圈,许多编辑朋友谈了感想,有支持作者观点的,直呼“痛快”,“说了编辑想说的话”。也有怀疑作者动机的,认为作者夸大事实,观点偏激。但无论哪一方观点,编辑都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有很多话想说。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骆宏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贾鸿杰,就《大家》的文章和《现汉》的使用谈谈自己的看法。
编辑不能僵化,质检不能死板
骆宏
这篇文章观点有些偏颇,语言是进化的,有些字词随着时代变化被淘汰也是正常现象。
文中的首选词问题,我认为是现汉在做一种引导,有些意思重复的归并一下,可以减少使用者的负担。书中使用了非首选词,在质检中很多地方并没有算错误,只是提醒编辑修改,不是强制性扣分。
质检以《现汉》为依据,是因为在2005年《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修订版)中提到“语言文字正误的判别,以《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常用工具为参考依据”。这里并没有把《现汉》作为唯一依据。有些质检人员“懒政”造成这个误解。
《现代汉语词典》的质量是常用工具书中比较高的,把这本书作为编校人员的参考也是合适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本书不可能包罗万象,特别是还有些学术观点的不同,归罪于《现汉》本身是不合理的。我们在使用这本书时不能刻板。
下面是《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人员之一李志江老师在谈到《现汉》编纂时讲的一段话。
不做“ 语言警察”,要做“语言导游”。语言文字规范的各项规定,制定的基础在于社会上语言应用的实际,它必然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一经公布,就要求坚决贯彻,不能含糊,尤其要体现在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上,这是语言文字规范制定的刚性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在规定公布之后,不规范的用法不可能就戛然而止,一扫而光。相当多的人要改变自己原来习惯了的写法、读法等等,肯定有一个重新学习、逐步熟悉的过程。规范化的辞书大都保留着不久以前仍在使用的旧词语、旧读音,并在注释中分别加以不同的标志和说明,显然有助于读者区别什么是规范的,什么是不规范的,从而完成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渡。这是语言文字规范执行的柔性原则。
王铁琨先生在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会议上说:“过去语委给人的印象是老给人挑毛病,人家烦。现在语委注重抓中国语言资源建设,抓有声数据库,定期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引导社会语言使用逐步规范,这样便从‘语言警察’变为‘语言导游’,由单纯的管理变为面向群众提供‘语言服务’。”这段话虽然讲的是语委的工作,但对辞书编写也很有启发:在贯彻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上,我们的辞书同样不能板着面孔地做“语言警察”,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要和颜悦色地做 “语言导游”,说明不同情况,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写或怎么读。
我觉得《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第七版)很好地贯彻了这个观点,吸收了很多大家约定俗成的解释,实际上方便了大家的使用。编辑不能僵化,质检不能死板,大家都为了同一个目的——把图书的编校质量搞好。
《现代汉语词典》的“是非功过”
贾鸿杰
《现汉》是社科院语言所受国务院委托而编写的一部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汉语词典。可以说规范汉语词汇是它的原初使命。《现汉》的编写人员都是有丰厚学养的权威,从1956年至今推出7版,经过几代辞书人的努力正日益完善,日臻成熟。以其作为一个默认的规范并无不妥。
“《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是全世界华人学习现代汉语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同时也被誉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研究和学习汉语的‘圣经’。”其重要地位和作用有目共睹,自不待言,目前困扰最多、争议最大的就是异形词的处理问题。异形词指字形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的词。《现汉》同时收录异形词有其自身的考量:推荐词形重在规范功能,非推荐词形重在查考功能。但因异形词并存并用、同音同义而异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和书写习惯,所以目前确实使用较为混乱,亟需解决。
公众如何使用《现汉》
《现汉》对公众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读者阅读时,遇到不认识或不明意思的字词时查检,需要知道遇到的这个字词读什么音,是什么意思,要了解见到的这种用法是否正确,书写是否规范等。另一方面是作者写作时,遇到把握不好的字词时查检,要明确想用的这个字或词的意义和用法,了解规范的写法和读音。
就对汉字三要素的关注而言,音>义>形。人们在接受了基础教育掌握了常用字词后,关注点更多地在于了解读什么音,是什么意思,对字形关注相对较少。这也在无形中影响了语言的规范使用,甚至推动了异形词使用的混乱状态。
因此一方面要引导公众注意异形词的规范写法,另一方面如无必要,对异形词推荐词形要审慎调整,对异形词的规范尽量不要出现反复。避免公众按照规范纠正后,规范又重新调整了推荐词形,令人无所适从。
编辑如何使用《现汉》
就对汉字三要素的关注而言,形>义>音。因文字书面性特点,决定了编辑对形、义的关注更多。其中最令编辑苦恼的也是异形词的处理。一方面在语言生活中异形词混用较为普遍,另一方面词典、规范等不断修订,对异形词首选字进行了或大或小的调整。这些都对异形词的使用带来了困扰,从而也为编辑处理稿件带来了困扰。
如何来正视这个问题呢?首先,异形词混用可以看作是不同的语言社团在一定时间、一定领域内对各种语言变项的选择,从历史长河来看,大部分的异形词混用是历时性的,只存在于一定时间。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异形词给语言学习与传播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和障碍,也增加了语言使用的复杂程度。出版的使命是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应对异形词予以人工干预,对异形词应有规范和调节作用。
因此,对于《现汉》,编辑的处理原则是:
A.刚性原则:学术、思想无边界,出版有纪律。《现汉》对异形词的处理有其理据性和系统性的考量,为了推动语言规范化,提倡使用规范字形、字音、字义。特别是中小学教材,要尽量选择规范字形、字音、字义。
B.柔性原则:理性看待“现汉首选”,推荐不等于强制。非推荐字形并不是错,有些情况下可不予修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同一本书或者同一套书中字形选用要前后统一,如“执着/执著”“唯一/惟一”“笔画/笔划”选哪个都可以,但需前后保持一致。
C.例外原则:对于引文适用如下几个原则。a)不以今日之规评价早年文字。语言文字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不应以今天的用字用语习惯随便改动早年的作品中的文字。对于名家名篇及相关引文要审慎处理,对特定历史阶段特定人物的文字要予以尊重,尽量忠实原文,不妄改。如鲁迅早年文字大量使用“底”而不用“的”等。b)直接引用的原文一般情况下不改,有明显字词误用可改。c)如果是面向中小学生的教材教辅等,考虑到规范性,谨慎修改,合理引导。
质检如何使用《现汉》
质量检查要求对于是非错误必须有清晰的界定,并且要具有可操作性。这就需要有所依凭的标准,在明确何为标准的基础之上才能判断什么是不合标准的。与质检相关的各类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有数十种,既有强制标准,也有推荐标准,《现汉》当然属于后者。但鉴于其权威性,一般默认为重要参考标准,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A.刚性原则:挑实错。为了推动语言规范化,词语形、音、义使用有误的为错。不同类型的图书要予以差别对待。对于一般图书,使用有误的要扣错,使用不好的可酌情扣分或不扣分。对于辞书、少儿类、教辅类图书要从严把关。对于文学类图书,一般情况下要提高容忍度。
B.柔性原则:两可不计错。对于异形词使用了非推荐字形的,印前质检可建议修改,成品书质检不宜计错。需要注意的是前后不一致算错。
C.例外原则:对于引文要区别对待,一般情况下不计错,但有明显字词误用计错。
说到底问题的核心在于规范与创新的关系。
我们认为二者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形词可以看作是一种冗余或负担,对文字使用和信息处理等带来不便,因此,规范是必要的。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和《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分别整理了异形词338 组和264 组,其中推荐词形为非优势词形的分别仅有7 组和5 组。可见异形词的规范工作基本上遵循了约定俗成、应用广泛的原则。规范也是有科学理据的。
异形词是历时性现象。随着规范化的深入,推荐字形会逐渐变为优势词形。有学者将两批整理表的发布时间2002年和2003年视作分界时间点,在历时语料中统计该时间点到2011 年间具有混用情况的异形词的推荐词形使用频率的变化情况。结果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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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规范也是有效的。两批整理表对有混用情况的异形词的使用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整理表发布后,有60% 到70%的推荐词形的优势得以扩大,减少了语言使用中的混淆情况。
在另一层面,语言是动态变化的,语言的规范不等于扼杀创新。汉语的生命力更多地体现在新词和新义上。随着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语言生活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大众普遍接受并使用的新词语正渐渐被《现汉》收录。以《现汉》第六版为例,增收词语近 3000 条,增补新义400 多项,反映了近几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新变化对语言的影响,如与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的词语( 房贷、二手房、自驾游、自助游、团购、网购等) 、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有关的词语( 博客、电子词典、电子政务、物联网等) 。《现汉》修订既是对异形词不断规范的过程,也是不断吸收新词、新义、不断创新的过程。
以上仅是个人浅见,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饶高琦 2016《基于计算方法的语言规范效力检测初探——以异形词整理工作为例》,《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两位编辑的观点不谋而合,都推崇刚柔并济的处理办法。也希望编辑们少些抱怨,多想些办法,质检老师们少些苛责,多些宽容。就像骆老师说的,“我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把图书的编校质量搞好”。